7月5日，南京中医药大学仙林校区的学术报告厅内，一场聚焦中医药法治与老龄健康的思想碰撞正在上演。全国中医药法治研究联盟2025年学术年会以“修订完善中医药法，为中医药事业与产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为主题，吸引了70余位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当中国正加速迈向“4亿老年人”时代，这场会议如同投向湖面的巨石，激荡出破解“银发浪潮”难题的法治涟漪。

立法空白与现实困境：中医药养老的双重枷锁

“到2035年，中国将有4亿老年人。如此庞大的体量，没有任何国家曾经历过——我们只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道路，没有作业可抄。”南京中医药大学养老服务与管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田侃教授的声音里透着紧迫。

“中国90%以上的老人选择居家养老。但最主要的短板，是基层专业服务体系网络的托底问题！”田侃一针见血。现实冰冷而具体：在南京这类发达城市，完善的社区老年康养服务仍属稀缺品。老人渴望“安居家中”，却难以就近获得中医药便捷有序的专业医疗支持。

在医保与长期照护领域，南通长护险模式成为热议焦点。该模式通过“政府+医保+个人”共担机制，构建起覆盖失能老人的照护网络。“立法应推动长护险从‘局部试点’走向‘全国覆盖’，尤其要覆盖到城乡居民。”田侃认为，这需要养老服务法、长期护理保险法等专项立法跟进，将中医药服务依法纳入长期照护项目清单。

法治破局：从标准构建到体系重塑

“中医药介入养老的价值毋庸置疑，关键在如何通过法律将‘软需求’变为‘硬指标’。”江苏省民政厅原一级巡视员沙维伟的观点成为会议共识。

中医药融入养老，细节处处皆关键。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喻小勇揭开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环节：“许多医院将中药煎煮委托第三方企业代煎，但百姓并不知情、委托代煎服务规范性缺失、监管主体也不明确。”他举例，传统“先煎后下”工艺在工业化煎药机中并未充分实现，可能影响药效。“目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正委托南京中医药大学开展中药煎药相关服务标准研究，该标准将细化明确第三方企业的煎药资质、服务规范等内容。”喻小勇补充道。

南京也率先通过立法。《南京市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条例》将中医药融入日常生活方式，倡导“药食同源”理念。深度参与这项工作的喻小勇说道：“让中医药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同时建立必要的标准体系，才是可持续的养老支持。”

专家们从政策、标准等维度勾勒法治路径。在政策协同层面，同济大学宋晓亭教授直击立法痛点：“中药膏方管理规范缺位、中医药地方立法需体现地方特色，现行法律难以有效保护传统知识。”他建议应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普法工作，加快“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等相关配套政策的出台。田侃教授则针对中药材质量监管提出“三步策略”：升级部颁标准、整合地方标准、建立跨省数字追溯闭环，并应推动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修订内容。

产学研协同：勾勒“中国式养老”法治图景

会议现场，一场跨越学界、政界与产业界的对话正在生成新的解决方案。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胡孔法提出“政产学研协同发力”的倡议：学校作为新中国高等中医药教育发祥地，正推动养老服务与管理、中医养生学等专业与基层服务对接，探索“定向培养+岗位津贴”的人才下沉机制。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朱晓卓教授介绍，通过适老化改造与中医体质辨识结合，有助于降低社区老年人的跌倒发生率，“这证明中医药完全可以融入居家养老的全链条”。华东政法大学苏玉菊教授则从全球视野发现，构建以人为本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已成为全球医疗卫生改革的重要方向，需通过法律推动医疗、养老、护理资源“从碎片化到系统化”。“南京中医药大学团队正在制定南京市老年人陪同就医服务规范，有望缓解目前陪同就医人员不足、缺乏准入标准、服务不规范等问题。”喻小勇补充道。

值得关注的是，澳大利亚全国中医药针灸学会联合会会长林子强分享的“40年立法路”引发深思。他认为，应通过立法实现中医与西医法律地位平等，为全球提供镜鉴。“中国的挑战更为复杂，但优势在于可以将中医药养老纳入国家经济战略顶层设计。”宋晓亭总结，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修订遇上人口老龄化高峰，这场法治探索不仅关乎亿万老人的生活质量，而且将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制度范式。

在2035年4亿老年人的时代门槛前，中医药与养老的结合不能仅靠情怀与经验，更需以法律为基、标准为绳、体系为网，让中医药方能真正成为老龄社会的“健康脊梁”。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程晓琳 蒋明睿